嘉盛投资知青岁月：当年几十名同学一起下乡插队，回城后就我俩结为了夫妻

我是1969年3月份到河北省成安县插队落户的，当时到成安县插队落户的知青基本都是我们天津二十二中的学生。我们十一名同班被分派在刘庄大队第七生产小队插队落户，因为我的年龄最大个头也最高嘉盛投资，七队的刘战平队长就安排我当了七队知青小组的组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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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队里还没给我们盖新房，我们六名男生和五名女生只好暂时住在队部大院的三间厢房里，中间那间房子是做饭吃饭的地方。饭桌是一扇旧门板，两条长板凳和几个杌子都是乡亲们自发送来的。因为吃饭的地方不宽敞，五名女生就不和我们男生一起吃饭，她们端着饭碗回到她们的房间吃饭。

帮我们做饭的是一位年轻大嫂，她是记工员张春雨的媳妇，我们知青都喊她春雨嫂子。刘队长安排春雨嫂子帮我们做饭的时候就跟我们说清楚了，让我们都跟着春雨嫂子学做饭，半个月要学会做饭，半个月后春雨嫂子就不帮我们做饭了。

刘队长说话算话，半个月就是半个月，多一天都不行。之前我们都觉得做饭没啥难的，春雨嫂子教我们学发面的时候，我们说不用学，一看就会。她要手把手教我们学习蒸窝头贴饼子，我们也不谦虚，说在一边看看就行。可轮到我们做饭了，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我是组长就应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，第一天我和杨春荣一起做饭，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为一组轮流做饭，两天一轮换。王建平说他负责挑水，就不轮值做饭了。

那时我们这些十六、七岁的青年学生还有个怪毛病——男女生之间都不说话，就算面对面连招呼都不打，说是怕羞，说是难为情，其实就是封建残余思想在作怪，在学校时我们男生女生之间也是这样。

刚来到刘庄时，因为我是组长，就主动跟女生说话，呵呵！麻烦来了，其他五名男生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，每晚关上了房门，我们男生居住的房间就像炸开锅似的，嘲笑呀，讽刺呀，挖苦呀，捕风捉影编故事呀，什么样的结局都有可能给你“造就”出来，大有我要和某某恋爱结婚的架势……

我和杨春荣一起做饭，我俩谁都不跟谁说话，我和面蒸窝头贴饼子，她只负责烧火。第一次发面没发好，大家吃的是死面窝头。第二天我们索性贴饼子，因为贴饼子不用发面，省事。结果，那天的饼子煮成了一锅黏糊糊的浆糊，一股子糊锅味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饼子出溜到了水中。饭没做好，免不了招来同学们的抱怨和讥笑。

轮到其他同学做饭，还不如我呢，别管发面的窝头还是死面的窝头，好赖我们蒸熟了，我们后面的那两名同学蒸窝头，都没蒸熟，玉米糊糊熬成了浆糊，根本就没法喝。到了这时我们才意识到，做饭也是一门学问，只好把春雨嫂子请回来，虚心学习，我们才真正学会了做饭。

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冷锅贴饼子就会出溜到锅底，要等锅烧热了才能贴饼子。发面要等面鼓（发）起来才能蒸窝头，当然了嘉盛投资，要是发过劲了蒸出来的窝头就会发酸。还有，炖菜熬菜汤要少放盐，淡了可以加盐，要是咸了，就难办了，这些都是在春雨嫂子那里学来的真本事。

学会了做饭，我们总算过了生活这一关。

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，我们又面临生产劳动的难关。在学校时虽然也参加过支农劳动，可我们只是象征性去体验一下，一般就是两节课或半天的时间。可在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，那可是实打实地干农活，天天起早贪晚，真是压肿了肩膀磨破了手掌，天天都是披着星星出工劳动，迎着月亮收工回家。春耕春播结束后，我们都晒黑了雷瘦了，有的同学脸上还蜕了一层皮。

等到天气转暖了，我们居住的地方就无法继续居住了，队部前面是队里的牲口棚，牛马粪的臭味实在是难闻，特别是刮南风的时候，一股骚臭味扑面而来，熏的我们都不敢喘气。我是组长，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刘队长。

当时上级已经给我们知青拨下了建房款（安家费），刘队长就爽快答应立马给我们建新房。

说干就干，十几个有经验的社员起早贪晚打地基，然后用湿乎乎的泥土垛墙（干打垒），三五天的时间，五间房子的墙体就打起来了，队部有拆旧房的木料，有头一年割的芦苇，张木匠父子俩负责打门窗，也就十来天的时间，五间正房外加一间厨屋就竣工了，还修建了男女厕所和围墙。

麦收前，新房子的墙体还没干透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搬了新家，等麦收结束后我才发现，我们靠墙堆放的行李都长了毛，发出一股难闻的霉味，这是后话。

麦收是比较忙碌的生产劳动，因为要趁着好天气抢收还要抢种，每天天不亮就得下地摸索着割麦子，有时三垄麦子都割到了地头，天才蒙蒙亮。那天天亮后，大家都割完了三垄麦子，这时才发现，中间却落下了三垄没人割。刘队长过去查看，只见孟宪明趴在麦垄里还在呼呼大睡，他就割了一个地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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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宪明是我们知青点年龄最小的知青，也数他长得瘦弱，刘队长心疼他嘉盛投资，就没叫醒他，大家分段帮他割完了那三垄麦子，孟宪明才突然爬起来，好像是睡癔症了，拿起镰刀就跑。

经历了春耕春播和麦收夏种的历练，我们知青渐渐适应了繁重的生产劳动，也切身感受到了乡亲们的淳朴善良和热情，农民伯伯都把我们知青当成孩子看待，都把我们当成他们自己的孩子疼爱，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激和感动。

到了秋后，播种完了越冬小麦，交完了公粮，地里也就没什么要紧的农活了，我们总算不用起早贪黑出工劳动了。

有句老话叫人闲是非多，百忙解千愁，这话听着像是调侃，实则还真有它的道理。农忙的时候，我们知青轮流做饭，天天累得要命，谁也没说过什么。可等到农忙结束了，几名女知青开始对我们男知青有意见了，一是嫌我们男生懒，厨房的卫生也不打扫，弄得像猪圈似的。二是嫌我们男生做饭不好吃，炖菜不是咸就是淡，做饭就像猪食。第三个原因是说我们男生饭量大，一个人比她们两个人都能吃。

我们男生虽然没反驳什么，可几名女生还是不依不饶，最后弄到了分伙的地步。分伙就分伙，我们男生也没死皮赖脸求着她们继续在一个锅里吃饭，就单起了锅灶。

一个锅里搅饭勺有弊也有利，女生和我们一起做饭吃，最起码不用她们挑水，磨面、烧柴都不用她们操心。分灶以后，她们就不好意思吃我们挑的水了。挑水虽然不是什么难事，可到了冬季，井台上结了冰，打水就有了难度。有一次杨春荣去挑水，不小心滑倒在井台上，摔断了手脖子。因为这事，我们男生自责愧疚了好一阵子。

自那以后，我每天都给女生挑两趟水倒进她们用的那个水缸，去公社磨坊磨面的时候，也帮她们磨面，有时也帮她们到场院挑烧柴。到了1974年初秋，一部分知青招工进城了，知青点还剩下三名男生两名女生，我们又合在一起吃饭了。杨春荣因为家庭有点问题，地区和县里两次招工她都没能通过政审，我因为不想去邯钢当炼钢工人，也迟迟没能招工进城。

之后的日子里，我对杨春荣多了一些关照，那两名男同学又开始捕风捉影编我的故事，说我俩恋爱了，说我俩亲嘴了，说杨春荣怀了我的孩子……他俩可真挖空心思给我编了一大堆罪证。真是可笑，我和杨春荣连手都没牵过一下，她咋会怀上我的孩子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！

1976年秋后，刘庄大队总算得到了一次推荐上大学的机会，大队书记亲自来到我们知青点，他说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都同意我去县里参加文化课考试，都同意我去上大学。我就故意对大队书记说：“刘书记，谢谢您和乡亲们的关爱！现在推荐上大学要考文化课，文化课不过关就不能去上大学。我平时没怎么看书，怕考不好白瞎了这个名额，要不就让杨春荣去县里参加考试吧，在学校她的学习成绩就好，现在也天天看书。”

大队书记听取了我的建议，杨春荣去县里参加了考试，顺利过关。那时杨春荣的父亲已经摘掉了右派的帽子，也顺利通过了政审和体检，她成了刘庄大队唯一一名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。

回天津读书时候，杨春荣笑着对我说：“李吉成，我这要回天津了，你不送送我嘛？”“我、我怕他俩说闲话……”我红着脸说出了心里话。杨春荣没有勉强我，她把她的一支钢笔塞给我，笑着说：“不送就不送吧，天津见！”

杨春荣前脚回了天津，最后一名女生也招工到县食品厂工作了，知青点还剩下我们三名男知青。杨春荣回天津上了大学，那两名男同学也就没理由编造我和她的恋爱故事了。

恢复高考的第二年，我考上了天津大学水利工程系，在刘庄插队落户生活了八年多，总算回到了天津。

我回天津不久，杨春荣就找到了我，祝贺我考上了大学，还送给一个崭新的军用挎包，她说是她弟弟从部队给她寄回来的。

之后的日子里。杨春荣经常到学校来找我，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：“你总来找我，不怕别人说闲话？”“不早就有人说闲话了嘛，在河北插队时那几个男同学就说咱俩恋爱了，现在我还有啥可怕的呀。这辈子也只能跟你在一起了，因为同学们早就把咱俩谈恋爱的事情传得满天飞了……”杨春荣向我敞开了心扉，也向我表明了心迹。她可是同学们口中的赛天仙，这样的仙女向我表白，我哪有拒绝的理由啊。

大学毕业的第二年，我和杨春荣领取了结婚证，他在学校教书，我成了一名水利工程师。当年一起到刘庄插队落户的几十名同学，就我俩走在了一起，同学们都很羡慕我俩。